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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现金贷新规从框架结构到内容都很“饱满”，既明确了现金贷业务的基本原则，也从现金贷的各个关联端提出整体推进的监管要求，并针对各种违规情形提出了分类处置的办法，以及建立现金贷整治长效机制要求。但是，现金贷新规落地或许尚面临若干政策“留白”待续。

其一：现金贷新规与国家法的规定存在错位，如何对接？

针对现金贷广受诟病的暴利问题，《通知》第二条原则明确：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

这里所说的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指2015年颁布的《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二十六条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仔细分析，其实国家院的这个规定只是在裁决民间借贷案件时作为判案的一个依据，只是说明超过36%部分的贷款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并非禁止性规定，且无惩戒条款。所以“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这一条执行起来的法律依据或需斟酌。

最纠结的则是现金贷新规与国家法的《规定》存在错位。若按现金贷新规第一条，“设立机构、从事这行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言外之意，凡开展现金贷业务的企业或机构都需归入机构之列，并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设立。

但是，按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这样两难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现金贷公司都按照监管要求规范为持牌的、获得了放贷资格的主体，成为“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那么《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又不适用于从事现金贷类的机构了。